AI越强大，越暴露其空洞承诺：生产力神话下的社会隐忧

本周，我的同事大卫·皮尔斯和杰伊·彼得斯分别上手体验了谷歌新推出的 Gemini AI 智能体——Spark。他们的结论相似：它效果太好，以至于令人害怕。Spark 知道大卫的狗叫 Frida，也知道杰伊妻子的名字，尽管两人都没有明确向谷歌提供这些信息。

但让我害怕的是，这一切似乎都朝着“生产力”的未来发展，却完全忽视了这个世界需要解决的问题。随着 AI 越来越强，它反而暴露了一个空洞的承诺：你的新助手可以安排会议，却无法修复我们破碎的世界。“生产力”常被吹捧为个人生活中各种问题的万能药，甚至在你效率不高时暗示你道德有亏。

生产力存在于 hustle 文化与谚语之间的某个地带：毕竟，“游手好闲是魔鬼的作坊”。我并非建议我们都该像木头一样无所事事，但我们应该看清自己被兜售的东西究竟是什么。当代计算机上的任务往往让人感觉既重要又紧迫，即便事实并非如此。

我们正生活在“忙碌”陷阱与“软件大脑”的邪恶联盟之下。而这让 AI 辅助显得超级有价值！

但这是因为掌控这一切的公司正在试图解决它们自己制造的问题。谷歌、微软、苹果等公司花了几十年时间模糊办公室生活与个人生活的界限。这种向无处不在的生产力缓慢推进的趋势，曾促使法国政府宣布员工离开办公室后有“断联权”。

（可惜我的美国观念仍让我觉得这有点过头了。）当我读到 Gemini Spark 能让同事们轻松地对日历进行颜色编码、按指令执行其他巧妙操作时，我不禁清晰地回忆起小时候妈妈为了让我们买得起杂货，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仔细剪优惠券。

有时客厅看起来就像一幅巨大的拼贴画实验。那些时间都是从她和我们家人身上偷走的——为了什么？也许在 90 年代有个 AI 助手能帮忙找到并整理最佳优惠，但它永远无法修复那个首先需要优惠券的经济体系。

生产力的进军何时结束？那些赚得比上帝还多的人已经描绘了一个后工作时代的愿景：机器人替我们做一切，这样我们就能享受生活，而不必在矿井里辛苦劳作。（当然，内容矿井除外。）

如果你看过埃隆·马斯克的失败机器人，就会知道这其实更像约翰·亚当斯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所写：“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，这样我的儿子们才能自由地学习数学和哲学。”以此类推，直到孙辈能享受绘画和诗歌。

所以，理想情况下，在熬过超越前的阶段后，AI 会让我们都成为戏剧孩子。与此同时，马克·扎克伯格在他刚刚为了抵消 AI 投资而解雇大量员工的城市里，停泊着他 387 英尺长的游艇。至少 AI 解放了这些被解雇工人的时间？

我想祝他们在好莱坞好运，尤其是因为他们正试图用 AI 生成的演员取代新晋的戏剧孩子。这些生产力进步的背后潜伏着一种险恶的基调，因为对生产力提高的反应是上个世纪最大的骗局之一。早在消费级 AI 出现之前，生产力就已爆炸式增长，而工资却未能跟上。

没有人工作得更少，他们只是赚得更少。随着越来越多 AI 相关公司收获数万亿美元估值，当前的美国政府正在掏空社会安全网——如果我们都要成为失业的戏剧孩子，这种安全网是必须存在的。你根本无法孤立地看待这些事情。

如果私营公司优化劳动力的最终结果是没人需要工作，那么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人们仍然能有房有饭的社会。当领导人在削减 SNAP 福利的同时建造纳税人资助的宴会厅，有人相信这会发生吗？如果你实际上负担不起生活中的任何空闲时间，那么能帮你计划愉快一天的 AI 助手又有什么用？

新进步总会遭遇抵制，以至于“勒德分子”这个词在英国纺织工人反抗行业自动化 200 年后仍然有效。对 AI 的反对是真实的、信息充分的、论证有力的。尽管如此，其中一些新巧妙的把戏很有趣，甚至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可能相当有用。

但我无法想象每月支付 99 美元来发送邮件、安排日历约会和创建电子表格是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愿景，甚至是一笔好的投资回报。尤其是当更广泛的代价是浪费我们土地的辉煌，同时让我们屈服于企业的全知。